名人和肺结核

本人是这辈子与奖牌无缘的疾控运动员，业务特长之一是肺结核防和治，业余特长之一是博览穷侃。趁着熬过了年终考核眼下清闲的功夫，想把这两个特长合二为一，试论一下名人和肺结核之间的关系。咱是搞业务的，三句话离不了本行，谈起本行只适合直来直去平铺直叙，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自己就觉着满意了。在没出现有效杀菌药之前的历史长河里，人类与肺结核的抗争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十九世纪的欧洲，肺结核被赋予“白色瘟疫”的称呼。１８８２年病原体被确认后，人类一直在缓慢地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直到今天，也没有扭转肺结核死亡率位居各种传染病之首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悲哀之外还有一层悲哀，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崇敬爱戴过的偶像级人物中，一些人曾经受过本病的侵扰，有的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能罗列的例子不少，咱只能拣知情度高一点的说。朋友们有补充的，不妨跟一下帖，在此预先谢过。 一、茜茜公主 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出品的《一个皇后的命运》，相信许多年纪稍长的朋友看过。影片中美丽活泼的奥匈帝国皇后，给禁锢封闭已久乍乍领略开放之风的中国观众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茜茜公主患了肺结核，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远离皇帝丈夫和小公主女儿，陪伴她的，只有她的母亲。在茜茜公主的时代，治疗肺结核最有效的武器是新鲜空气和足够的营养，幸运的是，这位可爱的女子奇迹地痊愈了。苍天有眼，茜茜公主没有步她的中国同行 —— 陈阿娇和梅妃江采萍等人的后尘，没有因为“国家利益”被锁进深宫。以茜茜公主作例子，我想阐明的一个观点，就是肺结核死亡率高，自愈率也高。说起肺结核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英吉利帝国主义的贡献高于美利坚帝国主义，我们的外国同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肯尼亚和印度的马德拉斯等地作过许多研究。我看过他们的一份研究涂阳病人自然转归报告，未经治疗两年后，约25%左右的病人死亡，也有约20%左右的病人不治自而愈。如果这些病人有茜茜公主那样良好的疗养条件，估计自愈率应该还高些。当然，这样的设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的对照研究只有帝国主义才能干得出。由此看一下我们的菌阴病人过诊和过治现象，是不是有值得自省的地方？ 二、林黛玉 “红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热门的课题，研究家族世系和研究诗词的咱们不说，连《红楼梦》书中的菜谱药方都有人研究。我从事肺结核防治，没其他能耐，论证一下林黛玉的病大概是专业对口。她不可能患的是重度神经官能症，那样说是亵渎她。她开始并不具备肺结核典型症状，应该属于轻度的菌阴病人，发病原因是她原本体质就弱。被那风刀霜剑一折腾，病情加重，外祖母不再把她当心头肉了。好在菌阴转为菌阳时，已经被隔离在潇湘馆，只留紫娟一人陪伴充当密切接触者，避免了贾府出现肺结核爆发流行的可能。哀莫大于心死，没了生的渴求，机体抵抗力降至负值，直接的死因是抑郁性相思病，不是肺结核。现代社会林黛玉式的悲剧不会再有，但类似林黛玉式的病例有的是，本人就遇见过若干因失恋、家庭情感纠纷、过度悲伤导致发病或病情加重的病例。日常工作中仔细询问病史，可以发现不少肺结核病人有可被追溯的明确发病诱因。换句话说，及时消除诱因，可以少发病或不发病。 三、鲁迅 大概是1981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1936年鲁迅之死是经治的日本医生误诊错治的责任。此言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很快日本方面有人著文反驳。其时中日建交没几年，关系正值蜜月期，有关方面立即干预，由上海结核病医院从年代久远的X线片库里翻出鲁迅的胸片，复制以后组织专家会诊，作出了令日本方面满意的结论。过了20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出版了《鲁迅和我七十年》一书，又把这事抖落了出来。依本人从专业角度看，他的回忆是有说服力的。虽然那时有效的抗结核药还没问世，医学界还是掌握了若干抗争结核的治疗手段，如人工气胸、人工气腹等疗法，这些疗法在一些专科医院一直被沿用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设在上海租界的美、德教会医院，其诊疗水平高于日本医生的水平。许广平是在鲁迅持续高烧不退，日本医生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请来了美国作家史特沫莱介绍的美国肺科专家。美国医生明确告诉许广平，高烧不退是胸腔积液所致，抽掉积液体温就会恢复正常；辅之以积极的治疗和疗养，鲁迅至少可以活十年年，若不如此，只有半年的寿命。不知什么原因，鲁迅先生拒绝了美国医生的治疗方案，把自己的生命继续托付给日本人，继续使用日本生产的类似今天“地塞米松”的激素针剂。这个名叫须藤的日本医生当时一口否认鲁迅有胸腔积液，直到一个多月后才被迫承认，才抽了积液，直到鲁迅逝世前，一直拒绝将其送进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导致美国医生的预言竟一语成签。周海婴先生的书还在，他提供的这桩公案，对我们今天从事肺结核防治的人来说，依然有警醒的意义。病人患病出现胸腔积液，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不尽早及时抽掉，贪图省事，寄希望靠药物的力量消除积液，小事会转化为大事。本人在“丁香园”曾经回答一位患者的咨询，他走弯路的原因就是没及时抽液，造成包裹性积液和广泛性胸腔粘连，进而影响肺功能。患者一肚子牢骚怨气，可惜为时以晚，我爱莫能助。无独有偶，我友邻的某县CDC门诊也因类似的事，被病人告上了法庭，没败诉却赔了钱。在医患关系如此严峻的今天，如何“对付”类似这样的病例，不想好为人师多说什么了，各位自有锦囊妙计。 四、蒋光慈 “文革”期间，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大肆吹捧抬高鲁迅，那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打过笔杆子仗的人统统倒了霉，如周扬、田汉、阳翰笙等。唯一没被扣上“反鲁迅”大帽子的只郭沫若一人，伟大领袖保着他，《毛泽东选集》上有表扬他的话，四人帮不敢动他。当年和鲁迅对阵的文学小团体有创造社和太阳社，此外还有“反动的”新月社，那是梁实秋徐志摩另一帮人的圈子。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将，是郭沫若一个战壕里的人，很有才华的人却没什么名气，是因为去世的太早，许多人不知道他。那时的文人是靠稿费为生的，不象今天的作家几乎全由国家养着。你不惹点事出来不好下笔，你不PK别人就写不出文章，写不出文章你就没钱抽烟喝茶，所以那时上海文坛的热闹劲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网络论坛。重症年轻的女性肺结核患者有种病态的美丽，体形瘦削，弱不禁风，面色潮红，艳若桃花，其实这是旧教科书上所称的“结核中毒症状”。蒋光慈的悲剧就在于他爱上了这样的美丽女人，明知她的病治不好，明知她会不久于人世，明知她的病会传染给自己，偏偏要爱她娶她。他的爱是飞蛾扑火似的爱，如豆的青灯熄灭了，飞蛾也悲壮地死去，蒋光慈就是这样的一只飞蛾，他在世上只活了30年。中国人的性教育历来是遮遮掩掩，患肺结核必须“戒色”，没哪个专家敢堂堂正正地写进教科书，非得让病人在付出代价后自己领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如果不注重这方面的健康宣教，也是很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