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病情不断蔓延，多年来贴在艾滋病携带者身上的道德标签被撕下。人们开始以宽容和同情代替先前的谴责和排斥。但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艾滋病传播所显示的成因变化和社会差异，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最新资料显示，在中国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农村感染者占到了总数的80%左右。由于卖血、无防范措施的性行为等原因，农民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越来越高，有些地方感染率甚至高达村民的20%。仅几年前，艾滋病还被视为一种“富贵病”、“脏病”――感染此病的原因大都直接或间接与性乱有关。所以在当时，当有人开玩笑地问对方有没有艾滋病时，回答者会笑着说自己“想得还没那机会呢”。艾滋病的产生及社会评价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人们不会想到，这种“富贵病”会与穷乡僻壤中的农民扯上关系。事实说明，苦难也会呈现出“马太效应”，处于底层的中国农民到底没能逃脱这一世纪瘟疫。因为找不到其他方法改善自己的处境，不少农村青壮年走上了卖血道路;许多农家少女步入了卖淫的泥潭――尽管我们不否认意志薄弱是主要原因，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操此营生者几乎极少不与家境贫寒有关。贫穷不是罪，但贫穷确实是更加贫穷的理由。艾滋病毒与所有邪恶一样，也有“欺负弱者”的癖好。它的传播加剧了本已存在的不平等，使不幸受感染的弱势人群坠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这一世纪瘟疫，当我们的目光从道德层面上移开时，不可避开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