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玉料何时进入中原的考证
根据历史考证，早在8200年前的新石器早期（新石器时代为4000－10000年前），人类就实用和田玉了，如和田玉制成的玉斧、玉串珠等。到了4500年前，和田玉石的加工有了相当的水平。考古发现中国在新石器晚期存在一个大量实用玉器为主的时期，历史学家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与夏朝之间应划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基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大量玉器发现。玉器时代的提出对研究玉的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玉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是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玉作为非实用性的生产工具和专用玉质礼仪用品，标志着以等级为核心的礼制的开始，象征者持有者的特殊权力和身份，它脱胎于不成文的习惯法。
大量的玉器来源于丰富的玉材。那时玉材虽多取于本地，但也有一定的交流。例如，红山文化（6000－4000年前）玉器原料一般呈黄绿色，产自辽宁岫岩软玉矿；良渚文化（5300－4000年前）玉器中玉质较粗，呈现不均匀斑杂结构的玉料，产自江苏溧阳小梅岭；齐家文化（4300－3700年前）玉器中带褐色圆斑点、不透明的玉料，是产于西北地区的“布丁石”。近日内蒙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也有大量玉器。中国史前时代玉器最繁荣的时期，当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红山和良渚玉器的原料来源已被证实是就地取材，与和田玉无关。实际上，红山和良渚文化衰落后，中国东部的玉料来源处于枯竭状态。黄河中游地区虽然是原始文化最为集中和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发达的玉文化，这与玉料来源的匮乏有直接的关系。中原地区的这种状况，为后来和田玉从万里之外的西域输入中原内地创造了条件。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各原始文化之间物质交流增多，长距离运输玉料的现象开始出现。玉料的输送并不是由一个部落来完成的，而是由分布在传输路线上的一些原始部落通过转手贸易的形式实现的，而这些原始部落往往也存在用玉的风气。西域在6000年前，由于羌人的活动，产生了和草原、中原农耕相互连接。殷墟（夏代为4070至3600年前）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和田玉器。殷墟玉器的色泽瑰丽多彩，晶莹光润。以妇好墓的玉器为例，以深浅不同的绿色最多，黄褐、棕褐次之，淡灰色、白色(包括乳白)、黄色的较少。多数杂有与主色相异的玉斑，纯色的较少。殷墟玉器的质料，有新疆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可能还有河南密玉。而以新疆和田玉占多数，南阳玉和岫岩玉甚少。
那么，远在新疆的和田玉何时输入中原的呢？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上书秦王曰：“今陛下致昆仑山之玉，有随和之宝……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矣。”可见秦统一中国之前，已有新疆玉输入秦地(中原地区)。郭宝钧先生据《穆天子传》有穆王登昆仑的传闻，认为“昆仑玉进入中原或可上溯到殷周之间。”妇好墓中出土有较多的用新疆和田玉琢成的玉器证实，和田玉输入殷墟最迟在殷王武丁时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推算，武丁在位的绝对年代为3250至3192年。笔者认为在陕西的仰韶文化（4900－4100年前）也出土了和田玉玉器；在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片也来自和田玉，这一切表明在殷王武丁时代之前，新疆与甘肃、陕西已有了联系，已有了一条运输和田玉的道路。这条路是玉石之路的雏形。考古发掘证明，在玉器时代，和田玉已被当地人使用，并传播到甘肃、陕西等中原地区，是自西向东由齐家文化、新华文化和陶寺文化接力式传入中原的。这一传播路线就是“玉石之路”。
那么，如何更合理解释“玉石之路”东进的线路呢？最近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指出了方向，使我们将研究目光聚集到齐家文化、新华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地理位置、出土的玉器及相互关系上。
齐家文化分布于甘肃大部、青海东部、宁夏西部和南部，包括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大致以甘肃中部的临夏－定西－兰州为中心，方圆约600公里的区域，时代为距今4200－3800年。玉器主要有斧、锛、琮、璧（包括联璜璧）、瑗、璜、镯、凿、刀、纺轮、佩饰等。其中的璧、琮可能来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玉器中有一些是用和田玉制成的，因此齐家文化真正重要的是体现在对和田玉的认识和使用，起了联系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料产地的中介作用。新华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和晋西北，时代为距今4150－3900年。玉器主要有钺、铲、刀、斧、环、玦、璋等，另外神木石峁遗存也可归入这一考古学文化，其玉器（璧、璜、牙璋、璇玑、人头雕像、动物雕像等）亦可归入新华文化玉器中。新华遗址出土玉器中有一些与和田玉非常相似。陶寺文化主要分布于晋南的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时代为距今4600－4000年。玉器主要有钺、钺形器、圭（平首圭、尖首圭）、璧（包括联璜璧）、牙璧、璜、琮、铲、殳、双孔刀、梳、笄、组合头饰、项饰、臂环、指环、镶嵌腕饰以及其他零散饰件等，大多出土于遗址晚期（距今约4300－4000年）的墓葬中，有少数玉器可以肯定是和田玉制成。
从三者玉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存在着许多共性。首先，玉器出现的时间大致都在4000年左右或稍早；其次，都有少量的和田玉制品；再者，玉器一般都光素无纹，一些主要器型，如斧（钺）、铲、刀、环、璜等，形制也很相像，它们间的交流是显而易见的。从地理位置来看，三者分布范围自西向东基本是衔接的。因此，我们设想当时的“玉石之路”，可能从甘肃中部向东，经宁夏、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进入山西。这条路线可称之为“玉石之路”的“草原道”。从距离上看，这条路线比取道关中为远，但有一些便利运输的条件。比如，这条路线主要行进在草原和沙漠上，地势起伏平缓，便于驼马运输。尽管需要跨越黄河，但黄河是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在冬季枯水期比较容易渡过。齐家、新华和陶寺的文化面貌显示，在它们分布的地域内，原始部落众多，人口也较稠密，这也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条路线在先秦文献中亦可找到一些线索。《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西巡路线，是从关中出发进入河南，往北经山西出雁门关到达内蒙古南部，再沿黄河经宁夏到甘肃过青海入新疆。《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给惠文王的信中指出：若秦军“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句注山即在今山西雁门关西北。所谓“东下”，显然是说代马、胡犬与和田玉这三宝是从西北地区经今陕北和内蒙古南部一带运来的，这正与“玉石之路”的“草原道”路线相吻合。雁门关是山西南北交通的要冲，也是玉石之路草原道上的一个重要关口。雁门关最早称“隃”，战国至汉时称“句注塞”，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成为黄河流域定居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接触地，对沟通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从公元前20世纪前后至战国时期，雁门关是玉石之路的必经之地，也可以看作是玉石之路“草原道”的终点，就是说和田玉的运输经过雁门关后就算进入了中原内地。
陶寺遗址是和田玉最早输入中原的第一站，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4500年前后，陶寺文化空前发达，已形成黄河、长江流域及周围地区各文化系统辐辏中原、集多源于一统的趋势，成为四千多年前龙山时代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最近，陶寺遗址又发现了总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址，可能是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时期都城所在地。更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中由陶器、漆木器、玉石器构成的完整的非铜礼器组合，体现出早期礼器的特点，为夏、商、周三代礼乐制度奠定了基础。陶寺遗址出土和田玉制品数量虽少，但至少说明“玉石之路”的存在，而且陶寺人已初步认识到和田玉华丽的外表和温润的内质，接受并使用了和田玉。
在中国历史上用和田玉雕琢成的奇宝难以计数，每件奇宝都光彩照人，闪烁着无比的光辉，有着可歌可泣的事迹，并且展现了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在这些艺术品中，有商代的玉佩，西周的礼器，汉代的金缕玉衣，唐代的飞天佩，宋代的杯碗洗盆和镂花，明代富于时代气息的壶杯，清代的大型玉山等等。艺人们充分利用和田玉质地莹润的特色，雕琢出千姿百态的精品，具有浓厚的中国气魄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从考古挖掘的实物推断，和田玉进入中原大至5000年历史。和田玉色泽质地优异，产量的稀少，产地昆仑山的神秘性和中国政治文化相结合的密切、以及它和儒学相结合后形成的“玉德”学说等，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玉文化，它和茶文化、竹文化、陶文化、草原文化和河流文化等组成了中华文明，和田玉文化有着很深的中华文化底蕴。 | 
发表于 2007-9-11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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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24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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