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云南艾滋感染者预计过8万

　　云南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33个发现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平
均感染率为0.38%，其中有五个县超过1%，最高达2%，这意味着云南
艾滋病开始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面对现实，云南省转变态度，
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控制艾滋病流行

　　云南，中国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正处在艾滋病传播的新一轮威
胁中。

　　自1989年云南省首次成批发现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据官方数据，
截至目前，云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37040例。全省16个州(市)
中，三个处于高度流行期，11个处于中度流行期，两个处于低度流行
期；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127个报告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专
家估计，全省实际感染者总数已经超过8万人。

　　在最近一次关于艾滋病的相关论坛上，又一个严峻的数字被披露：
据云南疾控中心主持完成的《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截至2004年，
全省有33个县(市、区)发现有孕妇感染艾滋病毒，平均感染率为0.38
%；其中有五个县超过1%，最高达到2%。

　　“孕妇的感染率被作为普通人群感染率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当
她们的感染率超过1%，就意味着艾滋病毒开始在普通人群中扩散。”
专门诊治艾滋病的昆明市关爱中心一位防艾专家向记者解释说。

　　《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同时指出，感染者中，农民的比例从
60%下降到32%；工人为1606人，比例从之前的不到5%扩至6%，建筑工
人、筑路工人等成为新的高危人群；个体户、商业服务和干部职员达
到322人，数目也明显增加。

　　这一系列数据意味着，云南的艾滋病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
扩散的趋势。一位艾滋病防治专家惊呼：“云南防治艾滋病的最佳时
机已经不多了。”

　　面对危局，2005年，云南省提出要开展一场“禁毒和防艾人民战
争”，采取预防为主的措施，并通过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控制艾滋
病的流行。

　　15年来，伴随着疫情发展，云南省面对艾滋的态度在发生艰难而
理性的转变——尽管比起疫情的播散晚了十年。

　　十年讳莫如深

　　1989年，在靠近缅甸边境的云南瑞丽，成批的吸毒者中第一次发
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当时数目是149例，实际是177例。”已经退休
的云南省卫生防疫站原站长张家鹏对《财经》回忆说。

　　第一批感染者全部为男性吸毒者。德宏州瑞丽市靠近金三角，是
贩毒者的必经之路。当时，从德宏到昆明，乘车需要三天；而且感染
者也都是吸毒者，因此，有关部门认为，遥远的距离和特殊的人群会
把病毒隔离在普通群众以外。

　　但事与愿违。1992年，在孕妇中发现了第一例感染者，母婴传播
成为一个现实途径。

　　那时，全国上下正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艾滋病被冠以“洋病”
的称号，被认为是“国门打开后不小心飞进来的苍蝇”。因此，云南
省初期的防艾思路是“将艾滋病拒绝在南大门之外”。

　　“1988年以前，主要对外国务工人员以及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毒检
测，若发现感染者，就请他们走。同时禁止外国血液制品进口。”时
任云南省疾病控制处处长、现为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
长的王汝巽说。

　　但一厢情愿的“御洋病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并未能挡住艾滋病
的侵袭。至1993年，云南省公布的艾滋病感染者累计977例，艾滋病
患者累计19例，死亡11例。感染地区从边境城市扩散到13个县(市、
区)，包括位于云南省中部的省会昆明。

　　1994年，感染者首次在性工作者中发现。截至1995年，感染者累
计2026人，艾滋病人累积达到70人。同时首次在工人中发现感染者，
艾滋病从农村进入城市。感染者职业比例为农民60%左右、工人5%以
内、无业人员15%以上、其他10%。在地域上扩大至11个州(市)的30个
县(市、区)。

　　后来，专家把1989年至1995年定义为云南艾滋病扩散期。同在这
一阶段，全国超过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发现了艾滋病疫情。血
液传播是主要途径，经性传播的感染者数目在逐步上升。

　　但是，由于担心影响当地形象和经济发展，云南各地不约而同地
对艾滋病采取回避态度，曾对新闻媒体进行封锁。1995年，中央电视
台到德宏报道艾滋病，需要手持卫生部、中宣部的批文。即便如此，
基层县市还是质疑“为什么来我们县，不去别的地方？”

　　当时基层政府一致的观点是：艾滋病问题由省里负责；省里不给
钱，地方政府没钱投入。记者获知，1995年全年，全云南省用于艾滋
病防治的经费仅250万元。

　　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为云南省带来第一个国际项目，帮助云南
省做艾滋病检测，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当时反复讨论要不要接这
个项目，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社会的丑恶现象，不要让‘老外’知道。
最终只是在省一级搞项目，不扩大到底下的县市。”王汝巽回忆说。


　　讳莫如深中，艾滋病毒在悄悄滋生、扩散。

　　突破临界点

　　“从医学上说，传染病一旦突破了临界点，就会快速增长。”一
位预防艾滋病的项目官员如是说。云南的艾滋病，在1996年就突破了
这个临界点。

　　1996年，云南省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1528人，全省大部分地、州
都发现流行，并从高危人群(吸毒者)通过桥梁人群(暗娼、嫖客)，向
一般人群传播。

　　来自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5年暗娼中艾滋病
毒流行率为0.5%，1996年-1997年上升到1.5%，1998年-2003年波动在.
.0-2.9%之间，部分地区最高达7.6%。

　　1998年，在另一类桥梁人群嫖客中也发现感染者，是年流行率为.
.3%，1999年-2001年上升到1.1%-8%。

　　暗娼以及孕妇感染增多，导致女性感染比例扩大。同时，性传播
成为增长最快的感染途径，占20.8%；吸毒传播下降到51.4%；另有27
.1%的不明原因感染，专家估计多数是性途径。

　　由于丈夫感染，妇女也不能幸免；不少妇女由于贫困，从事性工
作——这是女性感染迅速提升的两大途径。“艾滋病正在凸显妇女问
题和贫困问题。”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李建华对记者说。

　　同时，感染者年龄在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年轻人增加，20岁-30
岁者占42%，30岁-40岁者占37%；另一方面，在一些重灾区，出现了5
0岁甚至70岁以上的感染者。

　　从男性到女性，从壮年到青年和老人，从吸毒者到性工作者，从
丈夫到妻子，从母亲到婴儿——艾滋病已经越来越近，成为大众不容
回避的事实。

　　时至20世纪90年代末，恰如“纸包不住火”，感染者日益增加，
艾滋疫情已经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成为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这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国际项目相继来到云南，逐步带来了同
伴教育、高危人群干预的观念。但由于受时间、地区、部门限制，收
效有限。

　　在现实的压力下，来自政府的教育宣传活动也开始起步。刚开始
仅局限在每年12月1日的“艾滋病日”，内容是省委领导参与防治艾
滋病会议，在报道中顺便提一提疫情；社区的宣传画开始有了介绍艾
滋病传播途径等内容，提到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感染。但是对什么人
需要使用、如何使用却语焉不详。

　　一般来说，艾滋病宣传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一为知识介绍，二为
健康促进，三是行为教育。2000年以前，云南省的防艾教育至多进入
第二阶段。而来自国际上控制艾滋病的成功经验，则是对高危人群实
施行为干预，使其彻底改变行为方式。

　　2000年9月，中央政府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启动首个政府间合作
项目——云南省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该项目对每个省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而当时云南省每年的防治
经费仅为400万元。中英项目设立三项基金，即宣传教育基金、省级
挑战基金和运用性研究基金，并公开在社会上招标，发动民间力量防
治艾滋病。

　　“2001年我们收到380多份标书，云南省有41项基金项目中标。
在这些中标项目中，宣传基金和省级挑战基金针对普通人群，运用性
研究基金针对高危人群。”中英项目经理段勇告诉记者。

　　中英项目成为防治艾滋病工作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其目标是“解
决应对艾滋病的能力，促进政策改善，对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
2001年8月，在昆明启动了第一个男同性恋的干预项目。在其他地区，
对吸毒人员、性工作者的干预工作也同步开展。

　　可持续的防艾措施

　　进入新世纪，云南艾滋病感染形势愈发严峻。

　　至2003年，德宏州成为艾滋病高度流行区(孕妇HIV感染率大于1%
)，12个州、市进入中度流行期(静脉吸毒人群感染率大于5%、孕妇感
染率小于1%)，三个州、市为低流行期(静脉吸毒人群感染率小于5%)。


　　2004年，云南全省对艾滋病进行大筛查，发现新增感染者13486
人，艾滋发病者新增316例，达到1223例。全省只有三个县区没有报
告HIV感染者。红河州和临沧市也成为高度流行区。

　　同时，局部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进入发病、死亡期。来自
云南省官方数据显示，至2005年9月，感染者累计数目为37040例，病
人累计1686例，死亡累计1138例。

　　疫情加速扩散让防治变得愈加艰难。多年回避和隐瞒的后果逐渐
显现，艾滋病成为每个人身边的威胁。2003年SARS疫情来袭，也让各
级政府意识到，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与政治有关。是
年，云南省开始正式向社会公布疫情。

　　2004年，云南省出台《云南省艾滋病管理办法》、《云南省防治
艾滋病的六项工程》，开始推广使用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
替代治疗等防治工程，即在星级宾馆酒店和大部分娱乐场所摆放安全
套，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用对人体危害较小的麻醉品美沙酮来替
代毒品。2005年，政府方面投入防艾经费超过2亿元。

　　和前些年的讳莫如深相比，可以想象，推出如此举措是多么艰难。
这意味着云南省防控艾滋病从理念、思路到具体政策，都在现实的威
胁面前发生着理性和现实的转变。

　　但在具体推进中，上述三项办法都存在各自的难题。

　　在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所长李建华看来，中国各个地方都可以
成为性交易场所，尤其是暗娼安全套使用率不到10%，干预人员也难
以接近她们。对男性的教育于是成为推进安全套使用的新重点。

　　美沙酮替代疗法所要面对的，是如何确保这些“自由”的戒毒者
不再复吸。专家的意见是要对“病人”保持宽容。但公安人员身负打
击吸毒的职责，对复吸者就不会那么宽容；一旦发现吸毒者，就会强
制收戒，美沙酮治疗则被中断从而前功尽弃。

　　清洁针具的交换和公安打击贩毒、吸毒的思路冲突更大，因为提
供针具交换实际上就是默许吸毒者吸毒，当地公安局长很可能会被认
为工作不得力。

　　王汝巽则表现出对防艾工作可持续性的忧虑。他认为，资金支持
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保证。

　　2004年，云南省防治经费已大幅提高，达8000多万元，但更多还
是在依靠国际项目。2005年7月，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在云南省启动，
该项目将投入近580万美元帮助云南省抗击艾滋病，这是云南省最大
的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但如果国际项目未来经费不继，则
也将严重影响云南的防艾工作。

　　另外，社会上一些人的歧视让感染者非常恐惧。他们不敢暴露身
份，不敢去领低保，更谈不上改变自身行为，过上健康的生活。

　　“社会还没有达到实现干预的最佳环境，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任重
道远。”王汝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