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沐浴在诗歌的长河里

诗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璀璨的明珠，她一直是汉语言、文学、词汇的源头活水。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远祖诗人，以《诗经》中四言诗为主体的现实主义描述，以《楚辞》中浪漫主义的文学形式，唱响了中华古文化的优美华章。汉魏时代多五言诗和乐府形式的诗歌，创作思想基本是现实主义的，《孔雀东南飞》可作为其杰出代表，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有着不俗表现；陶诗的冲淡高旷，开启一代诗风。齐梁以后，诗歌讲究华丽，淡而无味，专在辞藻上下功夫，余习袅袅，唯一可称道的是语句的对仗工整。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极盛时期。由于开国之初政治清明，思想自由，诗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且能互相兼收并蓄，加以延续。如初唐四杰，盛唐的王、孟、李、杜，中唐的韩、柳、元、白，晚唐的李、杜等等，各领风骚，称雄一时。若论承前启后，一改齐梁华而不实诗风，将深沉、豁达、豪迈之气节带进盛唐诗歌者，陈子昂、张九龄功不可没。

宋代是个先天不足、国力贫弱的朝代，由于民族矛盾深重，诗人生活在内忧外患之中，不能不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诗的内容和格局均有创新。尤为可贵的是，宋人另辟鼷径，由诗而词，实现了形式上的大飞跃。在宋词的发展方面，先是婉约派，后有豪放派。苏轼、辛弃疾是豪放派之集大成着，细析他们的作品，可以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突破了词的规律束缚。

明清两代，就诗歌成就而言，明逊于清。明代诗人以保守见长，诗必学盛唐，亦步亦趋，难成气候。清代则不然。王渔洋提倡的神韵派诗，作品读起来似乎有味道，但缺少内涵；袁枚提倡的性灵派诗，以直抒性情见长，有时却流于油滑粗野；还有沈归愚提倡的格律派，均各有长短。自齐梁时由庾信等人倡导后所诞生的格律诗，经过历代发展，使诗有了整齐划一的格律，各朝各代的诗人无不以此规律而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的一面是肯定的。而从另一面来说，由于这种格律要求很严，无形中束缚了诗人思想发展的自由，在格律诗中，很难见到那种自由抒发、随意挥洒感情的作品。翻阅一下李白的诗集，格律诗所占比例很小，大多以“古风”的形式弘扬他那“诗仙”本色，由此可见一斑。盛唐诗雄伟奇拔之诗风于后代已成昨日黄花。

辛亥革命的炮声，震碎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龙椅，也打破了两千多年诗歌沿袭的格局，新诗异军突起。胡适的白话诗，郭沫若、艾青的自由诗，陶行知的散文诗，其共同的特点是直抒胸臆。老一辈革命家善诗者不少，毛泽东、陈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前者以格律诗见长，战争年代在马背上哼哼、和平时期需斟酌一番以后成诗；后者多作新诗，脱口而出，无拘无束。伟大领袖是新时代诗词发展历程中的一代天骄，他有过提倡作新诗的指示，只针对别人，自己并没有身体力行，想必是旧时代对他的影响挥之不去的缘故。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诗歌，曾经走过螺旋式发展之路。大跃进时期的万人赛诗会，“百花诗”，以影射见长的“小靳庄诗”以及以其之道还治其身的“天安门诗”，无不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汪国真诗曾像一股轻轻吹过的清新之风，郭路生、海子、北岛等人的诗，也曾震撼过一代人的心灵。无奈的是，时代车轮行进的太快，崭露头角的作者就像诗歌长河中的匆匆过客，瞬间就被甩到了后面，那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现象，很难再出现了。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广大的诗歌爱好者从此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的机会，中国诗歌的王牌期刊《诗刊》已经落到了每年区区数千订户的境地。世纪之交的老中青“草根族作家”，想自己之所想，写自己所敢写，既写古体诗，亦写近体格律诗和新诗，敢写格律诗和善于写格律诗的人毕竟不多。出于对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的热爱，格律诗仍然拥有较多的身体力行者，其中不乏有较高造诣的庙堂诗人和民间诗人。但是，格律诗逐渐退居书斋，成为为数不多的文学精英手中操弄的阳春白雪，已是不争的事实。

纵观近年来的诗坛，一直有着要求改革创新的呼声，而这种呼声也一直受到正统格律诗体维护者的顽强阻击，笔者不敢断言这场阻击战还能打多少年。请想一想，现在有人尽可以去抨击某某作品不合辙不押韵，拒绝改革创新；等到没人再作格律诗的那一天，你还能去抨击谁？其实，这种突破诗词格律束缚搞创作的事，古人不比今天的人干的少，他们称之为“变体诗”。恕我不敬，拿古人开涮以说服今人。

请看举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静夜思》

本五绝格律诗明显不合规则：第二句连用两个仄声字，第三句连用两个平声字，没有平仄交错。且二、三句失粘，三、四句失对。

再举一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黄鹤楼》

本七律格律诗也不合规则：第三句只有一个平声字，第四句连用三个平声字，颔联只有前三字成对。

说诗词，咱倒不妨再扯得远一点，在上元二年左右，杜甫还以诗论诗写了《戏为六绝句》来评论的，说当时文坛有些轻薄文人，妄自尊大，肆意指责一些和自己文路不一家的文人。

杜甫第一首论庾信，他在诗里常常提及此人的，特别是后来庾信被强行羁押在北方，他的诗文更是洗去铅华，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便是这样还是被笑话了，即使敦厚如杜甫，也不免扬厉嗤笑他们：“前贤畏后生”。

第二第三论初唐四杰，在尚未摆脱六朝绘澡的那时，四杰诗真正表达了中下层士人的精神，所以诗中难免年轻气盛，张狂激扬，被人耻笑：“轻薄为文”，所以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有喜剧意义的诗，后来当有人对他的李白的诗词指指点点吐沫乱飞时，韩愈挺身而出写了《调张籍》来为他们正名。

要说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的解释，那这解释历来便有歧义，当时那一小撮文人觉得怎么样都不合诗意，不合拍吧。后来郭绍虞说：“此诗本乘上一章言。时人讥哂四子者，每谓其轻薄为文，正以其劣于汉魏之风骚耳……当时文体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也就是说四杰虽没死板地著述诗骚的组体，但却是汉魏建安风骨，至少从诗歌的发展转型来看，还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的，

如果古人对类似情况一律以不合律痛加围剿和棒杀，今天的我们怎能欣赏到如此绝妙好诗？今人中格律诗作品较丰之名人，首推郭沫若，既有与领袖的唱和之作，亦有更多的寄情山水之作，国内许多名胜古迹都留有他的墨迹。若说伟人名人的格律诗全都合律，怕也未必，只不过诗界内外之人不敢妄评而已。我们应该学习古人对待格律诗作品的宽容精神，以平常之心对待诗歌爱好者习作中的变体拗体行为。诗之所以要有格律，目的是为了使诗的形式更完美，但愿不要墨守成规地要求内容绝对服从格律，当两者出现矛盾时，尽可能地考虑作两者兼顾的修改，矛盾很大，难以解决，提倡“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应该是可行之道。

古人有云：“诗为心声，文为意表。”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有时不免尝试写点诗词。忙工作忙家庭这许多年，大梦谁先觉，平生刚自知，长期闲置了手中笔，乍一使唤，好象有说不完的话题，又一时半会儿写不出来。所写的东西，不求形式，不受什么限制，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在充分表露情感的基础上力求有较完美的意境，绝不愿效法那种“劳动诗人”，像参加世界级钢琴、数奥比赛的选手那样，硬怄怄出诗来。以前所写，纯属自娱，从未想过投稿或入选某某诗集；近两年所写，网上查查便知。有时窃笑自己：也豪放过、也愤世忌俗过，为何现在“婉约”味浓些了？

其实一般现实主义的诗人论诗就多一点，浪漫主义的诗人就没有特别著名的相关议论，例如李白就没有。我想我也“婉约”些吧！

说到底诗词歌赋，本就是一事一景一叹一感之言，正如杜甫言，不要薄今厚古，也不要薄古厚今，毕竟在诗词歌赋文章的发展中，无论谁先谁后，谁高谁低，只要有真实的自我，开阔眼界，集众家长处，如杜甫般，既有自己的风格，又有所继承，含英咀华，融古铸今，就是大家风范自家本色了。

一家之言，到此打住，不足为信，智者见智。无论新诗旧体诗、格律诗变体诗，只要广大诗歌爱好者群体坚持不懈，孜孜以求，时间一定会带来更加清新、雅俗相宜的一代诗风。